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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者也。是非圣人之言，传之者误也，果矣。 时令论上 吕氏春秋十二纪，汉儒论以为月令，措诸礼以为大法焉。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，迎日步气，以追寒暑之序，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，圣人之作也。然而圣人之道，不穷异以为神，不引天以为高，利于人，备于事，如斯而已矣。观月令之说，苟以合五事，配五行，而施其政令，离圣人之道，不亦远乎？ 凡政令之作，有俟时而行之者，有不俟时而行之者。是故孟春修封疆，端径术，相土宜，无聚大众。仲春利堤防，达沟渎，止田猎，备蚕器。季春合牛马，百工无悖于时。孟夏无起土功，无发大众，劝农勉人。仲夏班马政，聚百药。季夏行水杀草，粪田畴，美土疆，土功、兵事不作。孟秋纳材苇。仲秋劝人种麦。李秋休百工，人皆入室，具衣裘；举五谷之要，合秩刍，养牺牲；趋人收敛，务蓄菜，伐薪为炭。孟冬筑城郭，穿窦窖，修共振？仓，谨盖藏，劳农以休息之，收水泽之赋。仲冬伐木，取竹箭。季冬讲武，习射御；出五谷种，计耦耕，具田器；合诸侯，制百县轻重之法，贡赋之数。斯固俟时而行之，所谓敬授人时者也。其余郊庙百祀，亦古之遗典，不可以废。 诚使古之为政者，非春无以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养幼少，省囹圄，赐贫穷，礼贤者；非夏无以赞杰俊，遂贤良，举长大，行爵出禄，断薄刑，决小罪，节嗜欲，静百官；非秋无以选士励兵，任有功，诛暴慢，明好恶，修法制，养衰老，申严百刑，斩杀必当；非冬无以赏死事，恤孤寡，举阿党，易关市，来商旅，审门闾，正贵威近习，罢官之无事者，去器之无用者。则其阙政亦以繁矣，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。变天之道，绝地之理，乱人之纪，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？作淫巧以荡上心，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？夫如是，内不可以纳于君心，外不可以施于人事，勿书之可也。 又曰：“反时令，则有飘风、暴雨、霜雪、水潦、大旱、沉阴、氛雾、寒暖之气，大疫、风咳、鼾嚏、疟寒、疥病之疾，螟蝗、五谷瓜瓠果实不成、蓬蒿藜莠并兴之异，女灾、胎夭伤、水火之讹，寇戎来入相掠、兵革并起、道路不通、边境不宁、土地分裂、四鄙入保、流亡迁徙之变。”若是者，特瞽史之语，非出于圣人者也。然则夏后、周公之典逸矣。 时令论下 或者曰：月令之所作，以为君人者法也。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，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，而肆于人上，忽先王之典，举而废之，近而取之，若陈、隋之季是也。故取仁义礼智信之事，附于时令，俾时至而有以发之也。不为之，将因循放荡，而皆无其意焉尔。于是又为之言五行之反戾、相荡、相摩、妖灾之说，以震动于厥心，古之所以防昏乱之术也。今子发而扬之，使前人之奥秘布露显明，则后之人而又何惮耶？” 曰：圣人之为教，立中道以示于后。曰仁、曰义、曰礼、曰智、曰信，谓之五常，言可以常行（一本“行”字下有“之”字）者也。防昏乱之术，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，兴亡治乱之致，永守是而不去也。未闻其威之以怪，而使之时而为善，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。语怪而威之，所以炽其昏邪淫惑，而为祷禳、厌胜、鬼怪之事，以大乱于人也。且吾子以为畏册书之多，孰与畏人之言？使谔谔者言仁义利害，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，奚暇顾月令哉？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，将以遗后世之君臣，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。其有へ然而不顾者，虽圣人复生，无如之何，又何册书之有？ 若陈、隋之季，暴戾淫放，则无不为矣。求之二史，岂复有行月令之事者乎？然而其臣有劲悍者，争而与之言先王之道，犹十百而一遂焉。然则月令之无益于陈、隋亦固矣。立大中，去大惑，舍是而曰圣人之道，吾未之信也。用吾子之说罪我者，虽穷万世，吾无憾焉尔。 断刑论下 余既为断刑论，或者以释刑复于余，其辞云云。余不得已而为之一言焉。 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，所以惩劝者也。赏务速而后有劝，罚务速而后有惩。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，而谓之至理者，伪也。使秋冬为善者，必俟春夏而后赏，则为善者必怠；春夏为不善者，必俟秋冬而后罚，则为不善者必懈。为善者怠，为不善者懈，是殴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。殴天下之人入于罪，又缓而慢之，以滋其懈怠，此刑之所以不措也。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，则人勇而有劝焉；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，则人惧而有惩焉。为善者日以有劝，为不善者日以有惩，是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。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，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。 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，是惑于道者也。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。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？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，太和之可得致，则全吾道而得之矣。全吾道而不得者，非所谓天也，非所谓太和也，是亦必无而已矣。又何必枉吾之道，曲顺其时，以谄是物哉？吾固知顺时之得天，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。何也？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，欲死不可得。贯三木，加连锁而致之狱吏，大暑者数月，痒不得搔，Φ不得摇，痛不得摩，饥不得时而食，渴不得时而饮，目不得瞑，支不得舒，怨号之声，闻于里人，如是而太和之不伤，天时之不逆，是亦必无而已矣。彼其所宜得者，死而已也，又若是焉何哉？ 或者乃以为：“雪霜者，天之经也；雷霆者，天之权也。非常之罪，不时可以杀，人之权也；当刑者必顺时而杀，人之经也。”是又不然。夫雷霆雪霜者，特一气耳，非有心于物者也；圣人，有心于物者也。春夏之有雷霆也，或发而震，破巨石，裂大木，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？秋冬之有霜雪也，举草木而残之，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？彼岂有惩于物也哉？彼无所惩，则效之者惑也。 果以为仁必知经，智必知权，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。何也？经也者，常也；权也者，达经者也。皆仁智之事也。离之，滋惑矣。经非权则泥，权非经则悖。是二者，强名也。曰当，斯尽之矣。当也者，大中之道也。离而为名者，大中之器用也。知经而不知权，不知经者也；知权而不知经，不知权者也。偏知而谓之智，不智者也；偏守而谓之仁，不仁者也。知经者，不以异物害吾道；知权者，不以常人佛吾虑。合之于一而不疑者，信于（一本无“于”字）道而已矣。且古之所以言天者，盖以愚蚩蚩者耳，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。或者之未达，不思之甚也。 辨侵伐论 春秋之说曰：“凡师有钟鼓曰伐，无曰侵。”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曰：“贼贤害人则伐之，负固不服则侵之。” 然则所谓伐之者，声其恶于天下也。声其恶于天下，必有以厌于天下之心，夫然后得行焉。古之守臣，有？人之财，危人之生，而又害贤人者，内必弃于其人，外必弃于诸侯，从而后加伐焉，动必克矣。然犹校德而后举，量力而后会，备三有余以用其人：一曰义有余，二曰人力有余，三曰货食有余。是三者大备，则又立其礼，正其名，修其辞。其害物也小，则洁誓征令不过其邻；虽大，不出所暴；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，不以动天下之师。故师不逾时而功成焉。斯为人之举也，故公之。公之，而钟鼓作焉。 夫所谓侵之者，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王命也。内以保其人，外不犯于诸侯，其过恶不足暴于天下，致文告，修文德，而又不变，然后以师问焉。是为制命之举，非为人之举也，故私之。私之，故钟鼓不作。斯圣人之所志也。 周道既坏，兵车之轨交于天下，而罕知侵伐之端焉。是故以无道而正无道者有之，以无道而正有道者有之，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，故世日乱。一变而至于战国，而生人耗矣。是以有其力，无其财，君子不以动众；有其力，有其财，无其义，君子不以帅师。合是三者，而明其公私之说，而后可（“可”下一本有“行”字）焉，呜呼！后之用师者，有能观其侵伐之端，则善矣。 六逆论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，因载六逆之说曰：贱妨贵、少陵长、远间亲、新间旧、小加大、淫破义，六者，乱之本也。余谓少陵长、小加大、淫破义，是三者，固诚为乱矣。然其所谓贱妨贵、远间亲、新间旧者，虽为理之本可也，何必曰乱？ 夫所谓贱妨贵者，盖斥言择嗣之道，子以母贵者也。若贵而愚，践而圣且贤，以是而妨之，其为理本大矣，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？此其不可固也。夫所谓远间亲、新间旧者，盖言任用者之道也。使亲而旧者愚，远而新者圣且贤，以是而间之，其为理本亦大矣，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？必从斯言而乱天下，谓之师古训可乎？此又不可者也。 呜呼！是三者，择君置臣之事，天下理乱之大本也。为书者执斯言，著一定之论，以遗后代，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；自中人而降，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，固不乏焉。晋厉死而悼公入，乃理；宋襄嗣而子鱼退，乃乱：贵不足尚也。秦用张禄而黜穰侯，乃安；魏相成璜而疏吴起，乃危：亲不足与也。符氏进王猛而杀樊世，乃兴；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，乃亡：旧不足倚也。顾所信何如尔。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。 噫！古之言理者，罕能尽其说。建一言，立一辞，则o？而不安，谓之是可也，谓之非亦可也，混然而已。教于后世，莫知其所以去就。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，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，以为狂为怪，而欲世之多有知者，可乎？夫中人可以及化者，天下为不少矣，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，则固为书者之罪也。
事者也。是非圣人之言，传之者误也，果矣。 时令论上 吕氏春秋十二纪，汉儒论以为月令，措诸礼以为大法焉。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，迎日步气，以追寒暑之序，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，圣人之作也。然而圣人之道，不穷异以为神，不引天以为高，利于人，备于事，如斯而已矣。观月令之说，苟以合五事，配五行，而施其政令，离圣人之道，不亦远乎？ 凡政令之作，有俟时而行之者，有不俟时而行之者。是故孟春修封疆，端径术，相土宜，无聚大众。仲春利堤防，达沟渎，止田猎，备蚕器。季春合牛马，百工无悖于时。孟夏无起土功，无发大众，劝农勉人。仲夏班马政，聚百药。季夏行水杀草，粪田畴，美土疆，土功、兵事不作。孟秋纳材苇。仲秋劝人种麦。李秋休百工，人皆入室，具衣裘；举五谷之要，合秩刍，养牺牲；趋人收敛，务蓄菜，伐薪为炭。孟冬筑城郭，穿窦窖，修共振？仓，谨盖藏，劳农以休息之，收水泽之赋。仲冬伐木，取竹箭。季冬讲武，习射御；出五谷种，计耦耕，具田器；合诸侯，制百县轻重之法，贡赋之数。斯固俟时而行之，所谓敬授人时者也。其余郊庙百祀，亦古之遗典，不可以废。 诚使古之为政者，非春无以布德和令，行庆施惠，养幼少，省囹圄，赐贫穷，礼贤者；非夏无以赞杰俊，遂贤良，举长大，行爵出禄，断薄刑，决小罪，节嗜欲，静百官；非秋无以选士励兵，任有功，诛暴慢，明好恶，修法制，养衰老，申严百刑，斩杀必当；非冬无以赏死事，恤孤寡，举阿党，易关市，来商旅，审门闾，正贵威近习，罢官之无事者，去器之无用者。则其阙政亦以繁矣，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。变天之道，绝地之理，乱人之纪，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？作淫巧以荡上心，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？夫如是，内不可以纳于君心，外不可以施于人事，勿书之可也。 又曰：“反时令，则有飘风、暴雨、霜雪、水潦、大旱、沉阴、氛雾、寒暖之气，大疫、风咳、鼾嚏、疟寒、疥病之疾，螟蝗、五谷瓜瓠果实不成、蓬蒿藜莠并兴之异，女灾、胎夭伤、水火之讹，寇戎来入相掠、兵革并起、道路不通、边境不宁、土地分裂、四鄙入保、流亡迁徙之变。”若是者，特瞽史之语，非出于圣人者也。然则夏后、周公之典逸矣。 时令论下 或者曰：月令之所作，以为君人者法也。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，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，而肆于人上，忽先王之典，举而废之，近而取之，若陈、隋之季是也。故取仁义礼智信之事，附于时令，俾时至而有以发之也。不为之，将因循放荡，而皆无其意焉尔。于是又为之言五行之反戾、相荡、相摩、妖灾之说，以震动于厥心，古之所以防昏乱之术也。今子发而扬之，使前人之奥秘布露显明，则后之人而又何惮耶？” 曰：圣人之为教，立中道以示于后。曰仁、曰义、曰礼、曰智、曰信，谓之五常，言可以常行（一本“行”字下有“之”字）者也。防昏乱之术，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，兴亡治乱之致，永守是而不去也。未闻其威之以怪，而使之时而为善，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。语怪而威之，所以炽其昏邪淫惑，而为祷禳、厌胜、鬼怪之事，以大乱于人也。且吾子以为畏册书之多，孰与畏人之言？使谔谔者言仁义利害，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，奚暇顾月令哉？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，将以遗后世之君臣，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。其有へ然而不顾者，虽圣人复生，无如之何，又何册书之有？ 若陈、隋之季，暴戾淫放，则无不为矣。求之二史，岂复有行月令之事者乎？然而其臣有劲悍者，争而与之言先王之道，犹十百而一遂焉。然则月令之无益于陈、隋亦固矣。立大中，去大惑，舍是而曰圣人之道，吾未之信也。用吾子之说罪我者，虽穷万世，吾无憾焉尔。 断刑论下 余既为断刑论，或者以释刑复于余，其辞云云。余不得已而为之一言焉。 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，所以惩劝者也。赏务速而后有劝，罚务速而后有惩。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，而谓之至理者，伪也。使秋冬为善者，必俟春夏而后赏，则为善者必怠；春夏为不善者，必俟秋冬而后罚，则为不善者必懈。为善者怠，为不善者懈，是殴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。殴天下之人入于罪，又缓而慢之，以滋其懈怠，此刑之所以不措也。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，则人勇而有劝焉；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，则人惧而有惩焉。为善者日以有劝，为不善者日以有惩，是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。殴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，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。 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，是惑于道者也。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。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？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，太和之可得致，则全吾道而得之矣。全吾道而不得者，非所谓天也，非所谓太和也，是亦必无而已矣。又何必枉吾之道，曲顺其时，以谄是物哉？吾固知顺时之得天，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。何也？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，欲死不可得。贯三木，加连锁而致之狱吏，大暑者数月，痒不得搔，Φ不得摇，痛不得摩，饥不得时而食，渴不得时而饮，目不得瞑，支不得舒，怨号之声，闻于里人，如是而太和之不伤，天时之不逆，是亦必无而已矣。彼其所宜得者，死而已也，又若是焉何哉？ 或者乃以为：“雪霜者，天之经也；雷霆者，天之权也。非常之罪，不时可以杀，人之权也；当刑者必顺时而杀，人之经也。”是又不然。夫雷霆雪霜者，特一气耳，非有心于物者也；圣人，有心于物者也。春夏之有雷霆也，或发而震，破巨石，裂大木，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？秋冬之有霜雪也，举草木而残之，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？彼岂有惩于物也哉？彼无所惩，则效之者惑也。 果以为仁必知经，智必知权，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。何也？经也者，常也；权也者，达经者也。皆仁智之事也。离之，滋惑矣。经非权则泥，权非经则悖。是二者，强名也。曰当，斯尽之矣。当也者，大中之道也。离而为名者，大中之器用也。知经而不知权，不知经者也；知权而不知经，不知权者也。偏知而谓之智，不智者也；偏守而谓之仁，不仁者也。知经者，不以异物害吾道；知权者，不以常人佛吾虑。合之于一而不疑者，信于（一本无“于”字）道而已矣。且古之所以言天者，盖以愚蚩蚩者耳，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。或者之未达，不思之甚也。 辨侵伐论 春秋之说曰：“凡师有钟鼓曰伐，无曰侵。”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曰：“贼贤害人则伐之，负固不服则侵之。” 然则所谓伐之者，声其恶于天下也。声其恶于天下，必有以厌于天下之心，夫然后得行焉。古之守臣，有？人之财，危人之生，而又害贤人者，内必弃于其人，外必弃于诸侯，从而后加伐焉，动必克矣。然犹校德而后举，量力而后会，备三有余以用其人：一曰义有余，二曰人力有余，三曰货食有余。是三者大备，则又立其礼，正其名，修其辞。其害物也小，则洁誓征令不过其邻；虽大，不出所暴；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，不以动天下之师。故师不逾时而功成焉。斯为人之举也，故公之。公之，而钟鼓作焉。 夫所谓侵之者，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王命也。内以保其人，外不犯于诸侯，其过恶不足暴于天下，致文告，修文德，而又不变，然后以师问焉。是为制命之举，非为人之举也，故私之。私之，故钟鼓不作。斯圣人之所志也。 周道既坏，兵车之轨交于天下，而罕知侵伐之端焉。是故以无道而正无道者有之，以无道而正有道者有之，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，故世日乱。一变而至于战国，而生人耗矣。是以有其力，无其财，君子不以动众；有其力，有其财，无其义，君子不以帅师。合是三者，而明其公私之说，而后可（“可”下一本有“行”字）焉，呜呼！后之用师者，有能观其侵伐之端，则善矣。 六逆论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，因载六逆之说曰：贱妨贵、少陵长、远间亲、新间旧、小加大、淫破义，六者，乱之本也。余谓少陵长、小加大、淫破义，是三者，固诚为乱矣。然其所谓贱妨贵、远间亲、新间旧者，虽为理之本可也，何必曰乱？ 夫所谓贱妨贵者，盖斥言择嗣之道，子以母贵者也。若贵而愚，践而圣且贤，以是而妨之，其为理本大矣，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？此其不可固也。夫所谓远间亲、新间旧者，盖言任用者之道也。使亲而旧者愚，远而新者圣且贤，以是而间之，其为理本亦大矣，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？必从斯言而乱天下，谓之师古训可乎？此又不可者也。 呜呼！是三者，择君置臣之事，天下理乱之大本也。为书者执斯言，著一定之论，以遗后代，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；自中人而降，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，固不乏焉。晋厉死而悼公入，乃理；宋襄嗣而子鱼退，乃乱：贵不足尚也。秦用张禄而黜穰侯，乃安；魏相成璜而疏吴起，乃危：亲不足与也。符氏进王猛而杀樊世，乃兴；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，乃亡：旧不足倚也。顾所信何如尔。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。 噫！古之言理者，罕能尽其说。建一言，立一辞，则o？而不安，谓之是可也，谓之非亦可也，混然而已。教于后世，莫知其所以去就。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，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，以为狂为怪，而欲世之多有知者，可乎？夫中人可以及化者，天下为不少矣，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，则固为书者之罪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