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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候,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,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黄河在铜山决口,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。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,属下李屯、张宾二人贪污公款,导致河工未成。乾隆皇帝大怒,他命令立刻将李屯、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,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“负恩徇纵”,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,一同押赴刑场。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,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。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,也就是乾隆的岳丈,当时年过七旬,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,吓得心胆俱裂,全身瘫痪,不支倒地。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,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,实际上死罪已免,还要问他们的回话。二人醒来之后,有如死过更生,当即奏道,“我二人悔之莫及,此时除感恩图报,心中并无他想”。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,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,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、感恩戴德的效果。其后,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,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,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。
由于皇帝明察秋毫,洞悉情伪,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,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,唯命是从,吏治一时颇为整饬。
第四章权臣的结局
一张廷玉的过人之处
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。
乾隆十三年九月,“皇家出版社”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《御制诗集》,进呈御览。皇帝翻阅一遍,发现了几处错别字,勃然大怒,遂命将大学士、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“交部议处”。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“议处”,虽然处分不重,已足使他惊心。
这一年冬至那一天,翰林院按惯例,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,文中用了“泉台”二字。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,认为这两个字不够“尊贵”,用于常人尚可,“岂可加之皇后之尊”,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“全不留心检点,草率塞责,殊失敬理之义”的罪名,罚俸一年。此诏一下,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。
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。
虽然高处不胜寒,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,步步高升,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,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。
张廷玉,安徽桐城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29岁高中进士,并被点为翰林。33岁那年,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,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,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,遂“奉旨侍值南书房”,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。由于服务出色,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。
康熙去世,雍正登基,见他“气度端凝,应对明晰”,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,参与机密。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,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,对他却一见如故,欣赏至极。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,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。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,感情至好,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。雍正五年(1727年)五月,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,病好后进宫,雍正说:“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,我连日臂痛,你们知道吗?他们惊问其故。我说,大学士张廷玉患病,此人如朕手臂,这不就是我臂痛吗?”此事传开,成为一时佳话。雍正末年,张廷玉回家省亲,皇帝写信给他说:“朕即位十一年来,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,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。我和你义固君臣,情同密友。如今相隔月余,未免每每思念。”(《张廷玉年谱》)
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、兼管吏户两部,权倾朝野。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,雍正特别立下遗嘱,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——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,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。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,整个清朝二百余年,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。
乾隆即位后,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,继续奉为汉臣之首。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,从来都是和颜悦色。张廷玉上朝时,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,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。乾隆二年(1737年),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,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,恩遇可谓至渥。在此之后,屡有奖励。为了表示信任,皇帝多次赐诗给他,诗中有云:“喉舌专司历有年,两朝望重志逾坚。魏公令德光闾里,山甫柔嘉耀简编。”另一首诗中更说:“潞国晚年尤矍铄,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,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,足见尊重之至意。汉大臣中,张廷玉的地位、恩遇在有清一代,堪称空前。
在传统政治中,做皇帝近臣,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,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。
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,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。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、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。俗话说,“伴君如伴虎”。确实,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,处处都是陷阱,步步都是危机。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,更是难上加难。
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,大多数下场不佳。特别是曾经居大位、享大名者,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。比干被掏心而死,李斯易主则亡,韩信功成被灭,周亚夫绝食以终,岳飞血洒风波亭,于谦上了断头台,袁崇焕则惨遭凌迟。以魏征之忠直,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,死后更是被唐太宗“亲仆其碑”。以寇准之功绩,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,死在谪戍的路上。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,向他们颁赐铁券,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。即以清代而论,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,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,其余都死于非命:鳌拜、年羹尧、和砷都被勒令自尽,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,隆科多死于监狱。事实上,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,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,只有郭子仪一人。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,他说:“吾通阅古今人物,似此名位权势,能保全善终者极少。”(《曾国藩家书》)“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,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”。这就说明,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,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
截至乾隆十三年前,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,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,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。不能不说,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。
首先,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。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入值南书房,为皇帝起草文件起,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。雍正即位之初,屡有诏命,皇帝“口授大意,(张廷玉)或于御前伏地以书,或隔帘授几,稿就即呈御览。每日不下十数次,皆称旨”。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,张廷玉即可拟就,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,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。
其次,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,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。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,即使已经就寝,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,或觉不妥,立即披衣起身改正。他心思缜密,记忆力极强,能将各部院大臣、全国疆吏的出身、经历,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、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,就像一个活档案库。对其办事能力,雍正帝曾这样称赞:“尔一日所办,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。”(《澄怀园语》卷一)
当然,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,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。
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,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。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,因为“缜密恪勤”,深得康熙欣赏,被提拔为一朝“宰辅”,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。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,张英言传身教,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,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,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,年纪轻轻,却已深通“为臣之道”与“保身之术”。
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,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: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,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。
这就好比火中取栗,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。
张廷玉深知,皇帝最防备的,是大臣的私心。在明主面前,只有以退为进,以无求为求,以无私来营私,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他为官数十年,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,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。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,气质和平。乾隆皇帝夸奖他“风度如九龄”。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,办事出于公心,从来没有贪渎指控。他做主考官时,有人欲通关节,以微词试探,他赋诗以辞道:“帘前月色明如昼,莫作人间幕夜看。”
当然,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。因为他清廉,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,赐银动辄上万两,还给了一所当铺,让他补贴生活。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,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。但皇帝越施恩,他就越谦退,皇帝每有奖赏,他必尽力逊让。雍正十一年(1733年)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,张廷玉闻知“惊惧失措”,立刻面见皇帝,“免冠叩首”,以自己家世受皇恩,科举很盛,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。张廷玉说,“天下人才众多,三年大比,莫不望为鼎甲,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”。雍正大为感动,经他恳请,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,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,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。(《张廷玉年谱》)
除了以上这些原因,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“柔”与“顺”。
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。他认为,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:
一是性格过于刚直,比如比干和海瑞。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,下场当然悲惨。
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,比如岳飞。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,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,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,终至非死不可。
三是权力过大,不知谨慎。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。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,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,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。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,不免日久生怨,积隙成仇。
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,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“好名”而获罪。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,连儒学的人格追求,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。原因很简单。儒学固然有维护“纲常”的一面,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,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。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,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。
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,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。他们认为,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,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。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,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,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,也不能“好名”。他说:“为臣不惟不可好利,亦不可好名。名之与利,虽清浊不同,总是私心。”雍正朝和乾隆朝,都有大臣因为“好名”而被皇帝严厉打击。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,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,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。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,却忘了推功给皇上,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。雍正说他“性喜沽名钓誉”“欲以君父成己之名”,寻故将其抓入大牢。(郭成康《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:杨名时案透视》)
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,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。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。因此他不做政治家,而只做大秘书。不做思想者,只做执行人。
张廷玉有一句名言,叫“万言万当,不如一默”。他一生为人,谨慎小心,缄默持重。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。《清史稿》称“英性和易,不务表襮,有所荐举,终不使其人知。所居无赫赫名”。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,稍有不慎,就会危及生命。每天退朝回到家里,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,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、做错的事。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,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。他很少交接外官,在朝中为官多年“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”。雍正对他极为信任,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,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。他以皇帝之心为心,以皇帝之意为意,凡事默默去做,不事张扬。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,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。在雍正这样一只“喜怒不定”的猛虎身边,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,全神贯注,始终紧张,没有一分钟松懈过。
他襄赞雍正十三年,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。但是《清史稿》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。对此,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。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,“凡军国大政,他都承旨商度,经常与皇帝造膝密谈,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。至于他所筹划者,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,他为国操劳一生,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”。他又说:“雍正以来数十年间,吏治肃清,人民安乐……张氏从容坐而论道,享极盛之世……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,略可想见也。”(《张廷玉墓志铭》)那意思就是说,雍正以来的治绩,多赖张廷玉的襄助。皇帝的军功章里,没有张廷玉的一半,也有张廷玉的一块。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,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。
从康熙开始,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。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:“不茹还不吐,既哲亦既明。”
二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
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,进入乾隆时代,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。他的第一感觉是,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,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如前所述,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的乾隆,开始越来越注意打击朋党。而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,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、分散化、“原子化”,使每一位官僚,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。
而所谓“擒贼先擒王”,打击朋党就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。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,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。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,朋党才能不攻自散。
乾隆五年开始,皇帝就不断地打击性格傲慢、行事张扬的鄂尔泰。同时,皇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。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。作为官场中人,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,特别是作为相国,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中心。“薄暮还寓,则宾客门生,车驾杂沓,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。”(《清稗类钞》)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,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,而是听从花开花落。他的名言是:“予在仕途久,每见升迁罢斥,众必惊相告曰:此中必有缘故。余笑曰:天下事,安得有许多缘故。”(《郎潜纪闻》)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,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。有人因此指责他说:“如张文和(张廷玉)之察弊,亦中人之才所易及。乃画喏坐啸,目击狐鼠之横行,而噤不一语。”(《郎潜纪闻》)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,说“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”。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,他始终处于下风,也始终不争不怒,打太极拳。正因为如此谨慎,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,他却安然无恙。
然而,鄂尔泰死后,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虽然他不想成为朋党领袖,但是身处如此高位,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。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如蝇之附,驱而不走。同时,身处官僚政治的利益场中,他再摆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... -->>
有时候,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,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黄河在铜山决口,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。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,属下李屯、张宾二人贪污公款,导致河工未成。乾隆皇帝大怒,他命令立刻将李屯、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,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“负恩徇纵”,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,一同押赴刑场。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,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。高斌乃是皇贵妃的父亲,也就是乾隆的岳丈,当时年过七旬,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,吓得心胆俱裂,全身瘫痪,不支倒地。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,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,实际上死罪已免,还要问他们的回话。二人醒来之后,有如死过更生,当即奏道,“我二人悔之莫及,此时除感恩图报,心中并无他想”。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,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,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、感恩戴德的效果。其后,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,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,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。
由于皇帝明察秋毫,洞悉情伪,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,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,唯命是从,吏治一时颇为整饬。
第四章权臣的结局
一张廷玉的过人之处
乾隆十三年(1748年),入仕已47年的老臣张廷玉在漫长仕途上第一次遭遇到了处分。
乾隆十三年九月,“皇家出版社”文颖馆修成了皇帝的《御制诗集》,进呈御览。皇帝翻阅一遍,发现了几处错别字,勃然大怒,遂命将大学士、文颖馆总裁官张廷玉等三人“交部议处”。这是张廷玉有生以来第一次被“议处”,虽然处分不重,已足使他惊心。
这一年冬至那一天,翰林院按惯例,为去世不久的孝贤皇后写祭文,文中用了“泉台”二字。尚未从丧妻之痛中解脱出来的皇帝又吹毛求疵,认为这两个字不够“尊贵”,用于常人尚可,“岂可加之皇后之尊”,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管理翰林院官员以“全不留心检点,草率塞责,殊失敬理之义”的罪名,罚俸一年。此诏一下,张廷玉更是心胆欲碎。
张廷玉本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幸运的大臣之一。
虽然高处不胜寒,但张廷玉却有本事在政治中枢这一高危区域如履平地,步步高升,走出一波惊人漫长的大牛曲线,成为清代文臣最成功的代表之一。
张廷玉,安徽桐城人。他出身书香门第,29岁高中进士,并被点为翰林。33岁那年,他获得了一次与康熙交谈的机会,给皇帝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,康熙认为他持重得体,遂“奉旨侍值南书房”,成为皇帝贴身低等小秘书。由于服务出色,45岁时升为副部级的礼部侍郎。
康熙去世,雍正登基,见他“气度端凝,应对明晰”,迅速升他为礼部尚书,参与机密。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难伺候的皇帝,对科举出身的汉族大臣尤其缺乏好感,对他却一见如故,欣赏至极。不论大事小情都要和他商量,凡有谕旨均由他缮写。雍正与他君臣相得十三年,感情至好,甚至一天也不能分离。雍正五年(1727年)五月,张廷玉生了一段时间病,病好后进宫,雍正说:“我前两天对近侍们说,我连日臂痛,你们知道吗?他们惊问其故。我说,大学士张廷玉患病,此人如朕手臂,这不就是我臂痛吗?”此事传开,成为一时佳话。雍正末年,张廷玉回家省亲,皇帝写信给他说:“朕即位十一年来,朝廷之上近亲大臣中,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。我和你义固君臣,情同密友。如今相隔月余,未免每每思念。”(《张廷玉年谱》)
雍正累次升迁张廷玉为大学士、首席军机大臣、兼管吏户两部,权倾朝野。为了表达对张廷玉的欣赏,雍正特别立下遗嘱,要以最信任的两位大臣——鄂尔泰和张廷玉在身后配享太庙,也就是死后与他一起到阴间做伴。这是一项极高的政治荣誉,整个清朝二百余年,他是唯一享受到这个待遇的汉人。
乾隆即位后,对这位三朝老臣更是优礼备至,继续奉为汉臣之首。他平时和张廷玉说话,从来都是和颜悦色。张廷玉上朝时,皇帝从来不忘提醒身边太监上前搀扶,生怕老人家有什么闪失。乾隆二年(1737年),皇帝特封张廷玉为三等伯爵,开了有清一代文臣封伯的先例,恩遇可谓至渥。在此之后,屡有奖励。为了表示信任,皇帝多次赐诗给他,诗中有云:“喉舌专司历有年,两朝望重志逾坚。魏公令德光闾里,山甫柔嘉耀简编。”另一首诗中更说:“潞国晚年尤矍铄,吕端大事不糊涂。”把他比作周宣王时的贤臣仲山甫,后世名臣文彦博与吕端,足见尊重之至意。汉大臣中,张廷玉的地位、恩遇在有清一代,堪称空前。
在传统政治中,做皇帝近臣,特别是位高权重的近臣,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。
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本性,君权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和防范心理。这就决定了君臣关系、尤其是君相关系的脆弱性和暂时性。俗话说,“伴君如伴虎”。确实,生活在专制政治的高层,处处都是陷阱,步步都是危机。一个人想始终得到君主的信任,更是难上加难。
中国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,大多数下场不佳。特别是曾经居大位、享大名者,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完满收场的。比干被掏心而死,李斯易主则亡,韩信功成被灭,周亚夫绝食以终,岳飞血洒风波亭,于谦上了断头台,袁崇焕则惨遭凌迟。以魏征之忠直,生前也被李世民怀疑有结党之嫌,死后更是被唐太宗“亲仆其碑”。以寇准之功绩,一生的结局却是罢相遭贬,死在谪戍的路上。虽然许多君主为了让臣下放心,向他们颁赐铁券,但最终还是没有几个人逃得过猛虎之口。即以清代而论,清代中前期的几位权倾朝野的权臣,其中除了明珠属于善终外,其余都死于非命:鳌拜、年羹尧、和砷都被勒令自尽,索额图于拘禁地饿死,隆科多死于监狱。事实上,清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,立有巨大功勋而得到善终的,只有郭子仪一人。后来的名臣曾国藩对此体认极深,他说:“吾通阅古今人物,似此名位权势,能保全善终者极少。”(《曾国藩家书》)“立不世之勋而终保令名者,千古唯郭汾阳一人而已”。这就说明,君主与权臣之间这种潜在的紧张是专制制度的本质使然,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。
截至乾隆十三年前,张廷玉在政治最高层一直稳如泰山,四十多年从没有犯过任何错误,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。不能不说,这个人身上确有过人之处。
首先,张廷玉有过人的才华。张廷玉自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入值南书房,为皇帝起草文件起,就充分表现了出色的秘书天才。雍正即位之初,屡有诏命,皇帝“口授大意,(张廷玉)或于御前伏地以书,或隔帘授几,稿就即呈御览。每日不下十数次,皆称旨”。每次雍正口述后不过片刻,张廷玉即可拟就,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,其文思之敏捷实非常人所及。
其次,张廷玉办事非常勤勉,为皇帝服务不惜心力。史载他晚上退朝后还要点双烛治事,即使已经就寝,还经常在枕上思索所拟之文,或觉不妥,立即披衣起身改正。他心思缜密,记忆力极强,能将各部院大臣、全国疆吏的出身、经历,以及各司员府县甚至胥吏的姓名、籍贯丝毫不差地说出来,就像一个活档案库。对其办事能力,雍正帝曾这样称赞:“尔一日所办,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。”(《澄怀园语》卷一)
当然,这只是他仕途成功的一半原因,另一半则与才华无关。
张廷玉是康熙时期的大学士张英的儿子,这是他人所不能及的先天优越之处。张英是清代著名大臣,因为“缜密恪勤”,深得康熙欣赏,被提拔为一朝“宰辅”,在政治高层数十年如鱼得水。为了让张廷玉继续光大家门,张英言传身教,传授给他大量做官的独门心法,所以刚刚进入仕途的张廷玉就将成熟老练的风姿展现在朝廷之上,引起了康熙皇帝的特别注意,年纪轻轻,却已深通“为臣之道”与“保身之术”。
熟读经史而又得到父亲独门秘传的张廷玉早就认识到,为臣之道不外两个重点:一方面要能从君主那里成功地猎取功名富贵,另一方面又要不为皇帝这只猛虎所伤。
这就好比火中取栗,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。
张廷玉深知,皇帝最防备的,是大臣的私心。在明主面前,只有以退为进,以无求为求,以无私来营私,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所以他为官数十年,处处事事都从皇帝的角度出发去考虑和判断,从不露骨主动地为自己牟取私利。朝廷上下公认他为人淡泊宁静,气质和平。乾隆皇帝夸奖他“风度如九龄”。他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,办事出于公心,从来没有贪渎指控。他做主考官时,有人欲通关节,以微词试探,他赋诗以辞道:“帘前月色明如昼,莫作人间幕夜看。”
当然,越是这样皇帝越不会让他吃亏。因为他清廉,雍正皇帝先后多次对他进行赏赐,赐银动辄上万两,还给了一所当铺,让他补贴生活。因为他从不主动为自己的亲人牟取私利,所以皇帝对于他的子弟亲戚的仕进也多有照顾。但皇帝越施恩,他就越谦退,皇帝每有奖赏,他必尽力逊让。雍正十一年(1733年)其长子张若霭高中一甲三名探花,张廷玉闻知“惊惧失措”,立刻面见皇帝,“免冠叩首”,以自己家世受皇恩,科举很盛,请求皇帝降低其子的名次。张廷玉说,“天下人才众多,三年大比,莫不望为鼎甲,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”。雍正大为感动,经他恳请,特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,并把此事前后情由在谕旨中加以公布,表扬张氏的公忠体国。(《张廷玉年谱》)
除了以上这些原因,张廷玉身上还有一个突出特点,就是“柔”与“顺”。
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。他认为,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:
一是性格过于刚直,比如比干和海瑞。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,下场当然悲惨。
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,比如岳飞。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,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,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,终至非死不可。
三是权力过大,不知谨慎。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。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,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,不可能事事都想到一起。与皇帝意见相左之事既多,不免日久生怨,积隙成仇。
第四点则比较有清朝特色,那就是由于大臣们因为“好名”而获罪。专制主义发展到清代,连儒学的人格追求,也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。原因很简单。儒学固然有维护“纲常”的一面,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,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。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,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。
清代前期帝王皆雄才大略,在统治术上大有创新。他们认为,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,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。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,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,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,也不能“好名”。他说:“为臣不惟不可好利,亦不可好名。名之与利,虽清浊不同,总是私心。”雍正朝和乾隆朝,都有大臣因为“好名”而被皇帝严厉打击。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,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,在一些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上与皇帝意见不同。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,却忘了推功给皇上,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。雍正说他“性喜沽名钓誉”“欲以君父成己之名”,寻故将其抓入大牢。(郭成康《政治冲突与文化隔阂:杨名时案透视》)
张廷玉在政治生涯中,全力避免犯以上错误。他的政治信条是绝不要因为政治思路的差异而与君主产生冲突。因此他不做政治家,而只做大秘书。不做思想者,只做执行人。
张廷玉有一句名言,叫“万言万当,不如一默”。他一生为人,谨慎小心,缄默持重。这一特点直接遗传自父亲张英。《清史稿》称“英性和易,不务表襮,有所荐举,终不使其人知。所居无赫赫名”。专制政治是充满风险的绞肉机,稍有不慎,就会危及生命。每天退朝回到家里,张廷玉都要把一天的大事小情细细梳理一遍,看看有没有说错的话、做错的事。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,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。他很少交接外官,在朝中为官多年“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”。雍正对他极为信任,人事决策多向他咨询,他却从来不会透漏任何一丝风声。他以皇帝之心为心,以皇帝之意为意,凡事默默去做,不事张扬。许多人经他推荐而受重用,却终生不知道自己被起用的背景。在雍正这样一只“喜怒不定”的猛虎身边,张廷玉恰如一个走钢丝的演员,全神贯注,始终紧张,没有一分钟松懈过。
他襄赞雍正十三年,几乎雍正朝的每一项重要决策他都参与过。但是《清史稿》的列传提及他的功绩却只有三件微不足道的小事,比如建议对守节十五年妇女加以表彰之类。对此,他的学生汪由敦有这样的解释。他说张廷玉主掌枢府二十四年,“凡军国大政,他都承旨商度,经常与皇帝造膝密谈,一商量就是很长时间。至于他所筹划者,我们却举不出一件事可以具体归到他名下,他为国操劳一生,却没有留下什么明显的记载”。他又说:“雍正以来数十年间,吏治肃清,人民安乐……张氏从容坐而论道,享极盛之世……那么张氏的缜密周详,略可想见也。”(《张廷玉墓志铭》)那意思就是说,雍正以来的治绩,多赖张廷玉的襄助。皇帝的军功章里,没有张廷玉的一半,也有张廷玉的一块。只不过张氏自己不提而已,这正可见张氏的缜密周详。
从康熙开始,三代皇帝都对他这点极为赞赏。乾隆描写他这一特点时说:“不茹还不吐,既哲亦既明。”
二被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
虽然把臣术练得如此炉火纯青,进入乾隆时代,张廷玉还是感到了一丝丝凉意。他的第一感觉是,这个年轻皇帝太精明了,比他的父亲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如前所述,掌握了驾驭清帝国这艘航船的高难技巧的乾隆,开始越来越注意打击朋党。而打击朋党的要诀是最大限度地防止大臣之间的组织性和联系性,千方百计地造成他们的孤立化、分散化、“原子化”,使每一位官僚,都以孤立无援的姿态面对强大的君权。
而所谓“擒贼先擒王”,打击朋党就必须从打击朋党的核心人物入手。就如同要阻止珍珠的形成,就必须从贝壳中取出那粒沙子一样。只有让大臣们认识到他们所依靠攀附的人物靠不住,朋党才能不攻自散。
乾隆五年开始,皇帝就不断地打击性格傲慢、行事张扬的鄂尔泰。同时,皇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张廷玉的观察和挑剔。幸亏张廷玉平时对于朋党嫌疑懔如临渊。作为官场中人,人际往来谁也无法避免,特别是作为相国,他的家是京城人际交往的中心。“薄暮还寓,则宾客门生,车驾杂沓,守候于外舍者如鲫矣。”(《清稗类钞》)但张廷玉绝不轻易帮人说话,也绝不轻易介入人事纠纷,而是听从花开花落。他的名言是:“予在仕途久,每见升迁罢斥,众必惊相告曰:此中必有缘故。余笑曰:天下事,安得有许多缘故。”(《郎潜纪闻》)他从政原则是事不关己,则谨守本分绝不发言。有人因此指责他说:“如张文和(张廷玉)之察弊,亦中人之才所易及。乃画喏坐啸,目击狐鼠之横行,而噤不一语。”(《郎潜纪闻》)连乾隆皇帝都说他过于谦抑,说“张廷玉则善自谨而近于懦者”。在与鄂尔泰的斗争中,他始终处于下风,也始终不争不怒,打太极拳。正因为如此谨慎,所以在鄂尔泰连连受到指责和处理时,他却安然无恙。
然而,鄂尔泰死后,皇帝的注意力必然完全集中到他身上。树欲静而风不止,虽然他不想成为朋党领袖,但是身处如此高位,想不被攀附是不可能的。主动要投靠他的人如蝇之附,驱而不走。同时,身处官僚政治的利益场中,他再摆出一副正大至公的神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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