灵儿小说网 www.xs02.com,饥饿的盛世(出书版)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!
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用怀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会儿。他首先判断这是图勒炳阿与彭家屏二人有矛盾,彭借机夸大其词,进行倾陷。作为皇帝,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官员们设下的圈套,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。
彭家屏表情镇定,似乎心里十分有底。那么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,再做处理。所以,他命令同到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,实地查勘灾情,然后共同向他汇报。
与此同时,皇帝还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。他派自己身边的一个随侍,精明强干的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一个商人,深入河南夏邑,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。
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风格。
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,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的一幕。
虽然“爱民如子”,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。
乾隆皇帝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民宽、对官严一点上十分相似。但是,他们的政治理念却有明显差异。
因为出身贫寒,朱元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。洪武年间,有些民望极好的官员获罪罢职,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。朱元璋知道后,不但不怪罪百姓,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官员必然是好官,不但释放,甚至还得到提升。
不仅如此,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官员。他说,如果好官被人陷害,实情不能上达,允许本处城市乡村“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,以凭保全”。
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。他认为,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,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。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,那么假造民意,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?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,那么,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?所以他说:“小过本不至逮系,但既以司吏,则罪宥宜出朝廷。若因部民伏关乞留,遽为纵遣,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,成何政体?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,不啻导之作奸。倘猾吏民窥见意指,交通惑听,流弊伊于何底?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?”(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)
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,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,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,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。比如这次南巡途中,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,会叫到驾前,细细盘问何以穷困,并命加以赏赐。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,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,却使他十分不快。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,百姓有了冤屈,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,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。“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,督抚司道,昭布森列,自当据实陈诉,静听审理,何至无所控吁”?
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,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,但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的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。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,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,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。如果天下沧海横流,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。对他们进行鼓励,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。因此,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“政治秀”,乾隆却从不这样做。
这两个灾民的出现,让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话有所根据,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。但古往今来,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。他一纸批文,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,命他认真审理。
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,四月初九,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,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,同样是衣衫褴褛,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。一问之下,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,名叫刘元德,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。
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冷峻。
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,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。联想到彭家屏同样也是夏邑人,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?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,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两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状事件。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,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政治活动。也就是说,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,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,利用这次旱灾,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。
如果是这样,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。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,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。如果真的这样,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,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,颠覆帝国政治秩序。任其发展,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。
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。
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,细细审问。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,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,杀一儆百,因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。
在欣赏自己盛世治绩的同时,皇帝也分明预感到,大清王朝危机四伏。
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,是人口压力。
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证据。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,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。大唐开元盛世“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。而据说文景之治时,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,家家户户都骑马,而且全骑雄马,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:
至今上(指汉武帝)即位数岁,汉兴七十余年之间,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,都(都城)鄙(边远地方)廪(粮仓)庾(露天谷仓)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(穿钱的绳子)朽而不可校。太仓(京师的大仓库)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,阡陌之间成群,而乘(雄马)字牝(母马)者傧(排斥)而不得聚会(当时人皆乘雄马,有雌马杂处其间,便互相踢咬,故被斥于外而不与同行)。
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。《兴国县志》载,乾隆年间,陕西许多农民“每岁必卖食买衣,因衣之费,而食已减其半,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,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”。洪亮吉也说,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,农民“终岁勤动,毕生皇皇,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,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”。
为什么如此呢?原因其实很简单。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,但人均下来,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。
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,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,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,中国人也心甘情愿。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,乾隆年间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。
正是这样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。一方面,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,另一方面,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。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,人均却是最低。据吴宾《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》一文,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,秦汉为985斤,隋唐为988斤,宋代为1457斤,明代为1192斤,而乾隆年间,仅为780斤。
人口压力导致了空前的生存竞争。
由于人口的增长,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地主不断提高要价,增长地租,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。有案例记载,乾隆初年,四川泸州的一块土地,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。仅仅过了4年,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。另一个案例显示,湖北黄冈的一块土地,原本收租3石,2年后,租价就上升到了6石。地租如此直线上升,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佃户忍无可忍,不得不起来抗争。
乾隆六年(1741年),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,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的田租,还组织周围的佃户,驱逐前来收租的地主。地主在保正的帮助下,逮捕了几名动手的佃户关在私牢中,老施二又组织民众,“将业主寓所、保正房屋肆行烧毁”,救出被捕之人。
不久,靖江县也发生要求减租、抗租的风潮。乾隆六年八月,靖江县贫民沙九成等人“纠集多人,私立合同,喝令罢市,希图挟官报灾,免粮赖租”。
除了抗租之外,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。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,越来越多的人种不起地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,“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,并挟有草束,又复前来,公行叫喊,奉旨不完钱粮,不许差役催追旧欠”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,“是年秋,邑大旱,有司不以上闻,征税如故,西乡民相率哄县堂,人挟苗一束委弃庭中,顷刻山积。阍者以大言吓之,几至激变”。
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、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,但是在政治权利上,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。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,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。
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,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。一旦纲常紊乱,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。
所以,乾隆对于老百姓,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:
对于安分守己的“良民”,他“视如赤子”。
对于不守本分的“刁民”,他则视如仇敌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应该说,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。经济总量的扩大,经济结构的变化,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,民众的政治意识、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,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,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,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。
乾隆年间,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,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。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,用演戏、赛会、歃血、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,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。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、乌龙会、长关会等组织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“结无赖子数十人,屡与田主搆难。恃拳勇,入市强横,久之党渐众,遂阴蓄异谋,人给一铁尺,号铁尺会”。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,推举佃长,甚至组织武装,与地主们公开对抗。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面对这种形势,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。
在乾隆看来,“涓涓不绝,将成江河,萌芽不剪,将寻斧柯”。在乾隆时代,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。为了防微杜渐,他必须在“群情汹涌之初”,“擒首恶以儆余凶”。乾隆规定,严禁民间结盟、罢市、聚众殴官,如果至四五十人,那么“不分首从,即行正法”。
乾隆六年(1741年),户部宝泉局,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,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,停炉罢工。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,工人们“俱登厂内土堆,抛砖掷瓦喊叫”,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。事后,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,朱批道:“办理殊怯矣!此等刁民,即枪伤一二何妨。”“此等刁风,甚属可恶……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,务必重处,以警其余。”
对于“刁民”自发组织起来的抗税抗租行为,他更是严厉打击,决不手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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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用怀疑的目光深深盯了彭家屏一会儿。他首先判断这是图勒炳阿与彭家屏二人有矛盾,彭借机夸大其词,进行倾陷。作为皇帝,乾隆每一分钟都在提醒自己不要掉进官员们设下的圈套,成为他们斗争的工具。
彭家屏表情镇定,似乎心里十分有底。那么首先要查明事情真相,再做处理。所以,他命令同到山东迎驾的图勒炳阿会同彭家屏一起,实地查勘灾情,然后共同向他汇报。
与此同时,皇帝还采取了一个极为秘密的措施。他派自己身边的一个随侍,精明强干的员外郎观音保化装成一个商人,深入河南夏邑,实地考察灾情到底如何。
这个措施典型地反映了皇帝的行政风格。
就在观音保出发后第三天,发生了开头所述告御状的一幕。
虽然“爱民如子”,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。
乾隆皇帝与明太祖朱元璋在对民宽、对官严一点上十分相似。但是,他们的政治理念却有明显差异。
因为出身贫寒,朱元璋身上有一种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。洪武年间,有些民望极好的官员获罪罢职,但地方百姓拦道苦留。朱元璋知道后,不但不怪罪百姓,反而因此判定这个官员必然是好官,不但释放,甚至还得到提升。
不仅如此,朱元璋直接利用底层百姓的政治热情来监察官员。他说,如果好官被人陷害,实情不能上达,允许本处城市乡村“有德老人们赴京面奏,以凭保全”。
乾隆却不欣赏朱元璋的政治浪漫主义。他认为,小民们的话并不都可信,小民的智慧更不可依靠。如果百姓表扬会促使官员步步高升,那么假造民意,对于中国官员来说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?如果老百姓可以随便入京控告官员,那么,这些愚民不是很容易成为官场斗争的工具吗?所以他说:“小过本不至逮系,但既以司吏,则罪宥宜出朝廷。若因部民伏关乞留,遽为纵遣,是黜陟之柄编氓转得而操之,成何政体?明祖于此俱加以赏赉超擢,不啻导之作奸。倘猾吏民窥见意指,交通惑听,流弊伊于何底?国法吏治不因之俱坏乎?”(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)
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,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,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,但有时他也主动深入群众。比如这次南巡途中,他望见衣衫褴褛的百姓,会叫到驾前,细细盘问何以穷困,并命加以赏赐。但是他由上而下地询问则可,底层百姓由下而上地主动向他揭发地方官的错误,却使他十分不快。国家政治的运转一定要在严格的政治纪律基础之上,百姓有了冤屈,应该按规定层层上访,不应该直接找到皇帝这里。“即使地方官政事少未妥协,督抚司道,昭布森列,自当据实陈诉,静听审理,何至无所控吁”?
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,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,但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的却都是执拗和不驯服。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,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,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。如果天下沧海横流,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。对他们进行鼓励,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。因此,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“政治秀”,乾隆却从不这样做。
这两个灾民的出现,让他相信了彭家屏的话有所根据,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。但古往今来,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。他一纸批文,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,命他认真审理。
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,四月初九,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,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,同样是衣衫褴褛,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。一问之下,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,名叫刘元德,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。
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十分冷峻。
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,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。联想到彭家屏同样也是夏邑人,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?在乾隆的政治生涯里,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连续两起同一目的的告御状事件。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,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、有预谋的政治活动。也就是说,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,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,利用这次旱灾,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。
如果是这样,那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。由一件普通的百姓告御状演变成了地方缙绅利用和勾结普通百姓,企图扳倒朝廷命官的政治阴谋。如果真的这样,那就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,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,颠覆帝国政治秩序。任其发展,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。
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。
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,细细审问。他决心把那个他素来不喜欢的彭家屏从这起案件背后挖出来,最好酿成一桩震动天下的大狱,杀一儆百,因为大清天下此刻特别需要一记有力的警告。
在欣赏自己盛世治绩的同时,皇帝也分明预感到,大清王朝危机四伏。
造成大清王朝不安定的主要原因,是人口压力。
人口增长本来是乾隆盛世的最有力证据。但与历史上其他盛世不同,乾隆盛世却是一个贫困的盛世。大唐开元盛世“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。而据说文景之治时,中国老百姓也都富裕得十分了得,家家户户都骑马,而且全骑雄马,谁要是骑雌马或者小马都会遭到众人嘲笑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载:
至今上(指汉武帝)即位数岁,汉兴七十余年之间,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,都(都城)鄙(边远地方)廪(粮仓)庾(露天谷仓)皆满,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(穿钱的绳子)朽而不可校。太仓(京师的大仓库)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,阡陌之间成群,而乘(雄马)字牝(母马)者傧(排斥)而不得聚会(当时人皆乘雄马,有雌马杂处其间,便互相踢咬,故被斥于外而不与同行)。
乾隆盛世中却绝没有类似的记载。《兴国县志》载,乾隆年间,陕西许多农民“每岁必卖食买衣,因衣之费,而食已减其半,其艰于食者固自不少,而缺于衣者抑已良多”。洪亮吉也说,乾隆晚年和嘉庆年间,农民“终岁勤动,毕生皇皇,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,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”。
为什么如此呢?原因其实很简单。乾隆年间的粮食总产量虽然创了历史最高,但人均下来,却处于历史落后水平。
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,而是尽可能多地养育人口,即使增加人口是以降低生活水平为代价换取,中国人也心甘情愿。中国传统社会人口增长的速度往往高于粮食生产水平的提升速度,乾隆年间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。
正是这样的人口奇迹造成了乾隆朝的尴尬。一方面,人口繁庶历来是统治成绩和国家实力的最有力证明,另一方面,人口增长也带来了方方面面的问题。虽然清代粮食总产量居历史之冠,人均却是最低。据吴宾《论中国古代粮食安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》一文,历代粮食人均占有量,秦汉为985斤,隋唐为988斤,宋代为1457斤,明代为1192斤,而乾隆年间,仅为780斤。
人口压力导致了空前的生存竞争。
由于人口的增长,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地主不断提高要价,增长地租,贫民越来越无法承受。有案例记载,乾隆初年,四川泸州的一块土地,每年向地主交租8石5斗。仅仅过了4年,地主就把地租提高到了24石。另一个案例显示,湖北黄冈的一块土地,原本收租3石,2年后,租价就上升到了6石。地租如此直线上升,使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佃户忍无可忍,不得不起来抗争。
乾隆六年(1741年),江苏崇明等地因风灾减产,佃户老施二带头不交地主的田租,还组织周围的佃户,驱逐前来收租的地主。地主在保正的帮助下,逮捕了几名动手的佃户关在私牢中,老施二又组织民众,“将业主寓所、保正房屋肆行烧毁”,救出被捕之人。
不久,靖江县也发生要求减租、抗租的风潮。乾隆六年八月,靖江县贫民沙九成等人“纠集多人,私立合同,喝令罢市,希图挟官报灾,免粮赖租”。
除了抗租之外,抗税斗争也越来越普遍。由于农民普遍贫困化,越来越多的人种不起地。乾隆十二年(1747年),河南罗山县农民集体抗税,“刁徒七八百人各执木棍铁锨等物,并挟有草束,又复前来,公行叫喊,奉旨不完钱粮,不许差役催追旧欠”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年),江苏江阴县也出现大规模的抗税斗争,“是年秋,邑大旱,有司不以上闻,征税如故,西乡民相率哄县堂,人挟苗一束委弃庭中,顷刻山积。阍者以大言吓之,几至激变”。
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、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,但是在政治权利上,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。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,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。
因为统治者最热爱的是稳定,而维护稳定的最核心手段则是维护纲常。一旦纲常紊乱,则统治者必然受到威胁。
所以,乾隆对于老百姓,有着对比鲜明的两副面孔:
对于安分守己的“良民”,他“视如赤子”。
对于不守本分的“刁民”,他则视如仇敌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
应该说,民众斗争的风起云涌是清王朝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表现。经济总量的扩大,经济结构的变化,必然造成经济冲突和经济纠纷日益增多。在经济发展的同时,民众的政治意识、权利意识也同步觉醒,社会上出现一些自发的维权组织,这本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,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难得契机。
乾隆年间,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,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。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,用演戏、赛会、歃血、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,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。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、乌龙会、长关会等组织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福建邵武佃农杜正祈等“结无赖子数十人,屡与田主搆难。恃拳勇,入市强横,久之党渐众,遂阴蓄异谋,人给一铁尺,号铁尺会”。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,推举佃长,甚至组织武装,与地主们公开对抗。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性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面对这种形势,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。
在乾隆看来,“涓涓不绝,将成江河,萌芽不剪,将寻斧柯”。在乾隆时代,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。为了防微杜渐,他必须在“群情汹涌之初”,“擒首恶以儆余凶”。乾隆规定,严禁民间结盟、罢市、聚众殴官,如果至四五十人,那么“不分首从,即行正法”。
乾隆六年(1741年),户部宝泉局,也就是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印钞厂的两千多名工人,因反对工头克扣工资,停炉罢工。步军统领衙门出兵弹压,工人们“俱登厂内土堆,抛砖掷瓦喊叫”,官兵竟向手无寸铁的工匠施放鸟枪。事后,乾隆帝还因为没有杀几个人而嫌官兵镇压不力,朱批道:“办理殊怯矣!此等刁民,即枪伤一二何妨。”“此等刁风,甚属可恶……着舒赫德等严访为首之人,务必重处,以警其余。”
对于“刁民”自发组织起来的抗税抗租行为,他更是严厉打击,决不手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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