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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,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,他可以放一条生路。而对“妄议国政”,事干政治者,他绝不放过,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。通过这些惨案,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,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,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。
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,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
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。自汉代以后,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,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,以“五斗米教”聚敛人心。方腊起义,借的是明教的招牌。元末彭莹玉起兵,以“白莲教”为旗帜。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。
自马案以后,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,都十分警惕。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“妖书”一本,名叫《古圣遗书》,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,预测天下运数等,原是民间常见之物。乾隆得知后,神经紧张,小题大做,批示道:“甚可恶!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,当尽法穷究。”
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九月,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,被搜出身携一纸,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,一场大雨之后,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,也是预测未来吉凶,说将有刀兵临世。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:“此等荒诞不经之事,流播民间,惑人听闻,自当严切查拿,务得造作为首之人,重加惩治。”
这些案件,历来被归为“文字狱”档,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,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。
乾隆朝此类“文字狱”,大多是无中生有,小题大做,除了反映统治者的“杯弓蛇影”外,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,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,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。
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“邪书”,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,为地方差役查获。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,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《训书》一部,内容荒诞不经。河南巡抚将“经书”上呈御览。这些地方大吏的“阶级斗争”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,审查数遍,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“悖逆情事”。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,“经书”报送上来后,他细细阅读一遍,“敏锐”地发现了问题。他发现,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,把“胡”改成了“明”:逆书中有“平明不出周刘户,进在戊辰己巳年”之句。朕阅“平明”之“明”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,细查笔法,系“胡”字迁就改易而成,其为大逆显然。
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,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。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,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,原文确是“胡”字。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。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。严查之下,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。
原来,早在康熙初年,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。这个宗教的特点是“儒教专制化”。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“太阳神”,号“圣帝老爷”。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,口称“求圣帝老爷慈悲”,每日磕头三次,每年上供五次。它宣传,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、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。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“收元祖师”,是宇宙的最后主宰。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,所以教内强调分尊卑,明长幼,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,要求他们“非礼勿听,非礼勿视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,愚忠于教首。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,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,定期收取教徒费用,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。教主之下,设八个卦长,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,再下是真人、流水、点火、全仕、传仕、麦仕、秋仕等职。谁收的徒多、敛的钱多,封的教职就高,“管的人多,如同当官一样”,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。他们敛钱名目繁多,手段多样。收徒弟要敛钱,作会要敛钱,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,教主过生日还要敛钱。他们“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”,敛钱名目大同小异,如根基钱、扎根钱、跟账钱、种福钱、四季钱、香火钱、进身孝敬钱等等,不一而足。
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,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,教徒当成自己的“吃饭本儿”,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。经过刘佐臣、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,刘家通过传教已经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。
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,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,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,传承五代,几如一个王朝。教徒众多,组织严密,极为兴盛。“辗转煽惑”,已“蔓延数省”,“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”,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。教内组织盘根错节,已成不可解之势。他们在掌握巨大资源的基础上,产生野心,要“火焚幽燕”“平胡”也是自然的事。当然,还没有等他们真正有所动作,就被“英明”的皇帝通过“文字大网”网了出来。乾隆“如梳如篦”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。这件事更鼓励皇帝对这类“文字之狱”不能放过。
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,都有一些人,通过“装神弄鬼”的方式,来宣扬自己的神异,以获众人拥戴。他们或者说自己梦到了天神托言,或者说自己突然获得了异能。也有些教首,本身是癔症患者,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。
“农民属于低度文化、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。”(《晚清乡土意识》)他们的生活方向,主要靠习俗、直觉、群体无意识、群体情绪为主导,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。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,“刀枪不入”“撒豆成兵”,相信洋人“剜人眼睛做药”,相信“耳屎可以致人哑”,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。因此,他们很容易被那些“心怀不轨”的人所利用,充当炮灰,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力。
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,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,乾隆对那些“疯人造反案”,一律宁可信其真,不可信其疯。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,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,是不稳定因素,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。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,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:“此为疯人之言。然此等无知妄作,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,其平昔之不安分,作奸犯科,已可概知,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?”就是说,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,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。因此,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。
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,“要天下官员扶持”,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,被官府查获。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,刘三元一向患疯病。经过反复研讯,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“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”,但“恭逢圣世,胆敢假借梦语,肆行狂吠,不法已极”,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。奉旨准行。
同年八月,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“我有天神扶助”“可为天下之主”等“逆词”而被盘获。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,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,不法已极,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,亲属缘坐。
以上诸案,经过审实,与宗教和起义无关,乾隆仍然不放过。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,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。对乾隆来说,这是一种低成本的、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,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,逃过法网。同时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制造恐怖,恫吓“愚民”,“务必重处,以儆其余”,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。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,在他的“政治大局”中是不值一钱的。
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,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,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。一味地迷信打压和控制的统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惩罚,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,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。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,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“失意文人”洪秀全,利用“上帝教”起事,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。
三消灭记忆
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年初,江西新昌县衙门口,一个目露凶光的中年人,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来告状。
告状人叫王泷南,是当地著名的“光棍”,平时横行乡里,恶名远扬。他所挟的书叫《字贯》,是乡间举人王锡侯新编的一本字典。他禀告县令说,这本书“狂妄悖逆”,十分反动,应该严厉法办。
县令和王泷南没少打交道,知道他和王锡侯是仇人,所以早已心存警惕。县令接过书,粗粗翻了一遍,皱着眉头问:“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罢了,有什么悖逆之处?”
王泷南跪行几步,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:“请看这几句。”
县令定睛一看,作者王锡侯在自序中写道,《康熙字典》的检索方式有问题:“《康熙字典》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,学者查此字遗彼字,每每苦于找遍全书,掩卷而仍茫然。”意思就是说,《康熙字典》排序,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,查起来很不方便。他的这部《字贯》,则解决了这个问题,把同义之字,贯穿一处,便于查找。
县令仍然大惑不解:“这有何悖逆?”
王泷南急急地说:“《康熙字典》乃是圣祖皇帝御制,王锡侯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,这不是大逆是什么?”
县令哑然失笑:“哦,原来如此!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?”
刚说完,县令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。他眼睛一转,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:“不过既然你这么说,如此文字大案,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。”
乾隆中期的官员们,对文字之案,一律宁左勿右。他们素知皇帝对文字问题看得极重,“宁可错杀一千,不可放过一个”。
江西巡抚海成是旗人,文化水平不高,但对“文字之案”向来十分积极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,皇帝在全国开始推行“查办禁书运动”,大多数省份表现不力,查出的禁书数量寥寥。江西却成绩突出,在海成的紧抓之下,两年间查出“不法”禁书八千余部,列全国之首。
虽然对文字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,海成也觉得《字贯》算不上什么大案。王锡侯说的这句话,顶多算得上“狂妄”,怎么能称“悖逆”?不过事关文字,最为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。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,说这句序言毕竟语气狂妄,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,以便审拟定罪,当否,请皇帝批示。
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,他哪里能料到,这道奏折居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。
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。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。第二次金川战争进行多年,去年才勉强惨胜,大丢朝廷的面子。今年年初,皇太后去世,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。特别是推进“禁书运动”两年多,各地督抚毫不用心,进展十分缓慢,令皇帝一筹莫展。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,读了读序文,感觉所谓“悖逆之处”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漫不经心地读到第十页,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,须眉皆立,满面涨红,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:“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,罪不容诛,应照大逆律问拟!”
究竟什么事,让皇帝如此动怒呢?原来在第十页上,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“避讳”,把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“玄烨”“胤禛”和“弘历”六个字写了出来,提醒读者,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,一定不能写全,或者少写一个笔画,或者改用其他字,否则便犯了“讳”。
这本是一片好心,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。在传统社会,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的。美国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亲汤姆或者彼德,而在过去的中国,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,却是滔天之罪。皇帝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,说《字贯》的“大逆”开卷即见,海成竟然说“无悖逆之词”,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,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。皇帝传谕给海成,骂他“双眼无珠”,骂他“天良尽昧”,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,交刑部严审。就这样,王锡侯《字贯》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。
其实皇帝的反应实在是过度了。在传统社会犯“讳”其实是难免的事,因为林林总总的忌讳太多了。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的,雍正年间,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,他大不以为然,刚即位就一再降旨声明:“避名之说,乃文字末节,朕向来不以为然。”因此,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陷害王锡侯,却没有想到做他犯“庙讳”“御讳”的文章,海成让“悖逆”“开卷即见”的《字贯》漏掉,也并不是他“双眼无珠”,而是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“问题”。
那么,皇帝这次为什么偏偏要自食其言,大动肝火,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?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禁书说起。
历经父祖两代奠定的良好基础,继以乾隆初年的励精图治,大清帝国跃上了盛世的顶峰。国势如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,各项指标都远迈前古。
虽然治绩如此辉煌,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。易经说“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”,又说“处泰虑否”。中国古老的辩证法早就提醒人们,凡事达到极盛的那一刻,往往就是转向衰败的开始。
因此,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之后,皇帝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,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。越是顺利之时,越要振作精神,否则就会翻车。“保泰持盈”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文件当中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十二月,他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,当此全盛之日,自己“惟当益加兢兢业业,保泰持盈,用以上承灵休,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”。(《清高宗实录》)平准不久,他写诗自励道:“日励自心强不息,敬天勤政又从头。”
皇帝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的习惯,反而更加兢兢业业,谨小慎微,奋发勤政。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,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的精力。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,只有用“争”的心态来“保”,才能真正“保”住胜果。因此,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,希望从头开始,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,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隐患,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,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。
那么,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?
经过“夙夜倍切”,细心梳理,皇帝发现,那就剩思想文化领域了。经过康熙、雍正两代文字狱,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。但是,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,“不法文字”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的彭家屏案反映出,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,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。秀才们视如奇宝,争相传抄,还在上面批批点点,大表赞同。这个案子说明,一些人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仍然执着于“华夷之辨”,不认同大清的统治。与此同时,几起零星的民间暴动,比如乾隆十七年(1752年)的马朝柱反清案,都打着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帜。这说明国家承平百年之后,汉人头脑中的“反清意识”仍然是社会动乱的最佳火种,是大清社会存在的最大隐患。
韩非子说得好,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。统治者不仅需要有“硬实力”,还需要有“软实力”。列祖列宗成功地驯服了内地人民的身,却没能彻底地“驯心”。而只有达到“驯心”的统治深度,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。然而,“驯心”又是最难的,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。如今,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,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,好整以暇,集中精神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。
因此,宣布国家进入“极盛”以后,皇帝提出了“大兴文治”的口号。皇帝说,圣明之治,“始之以武,终之以文”。
“文治”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,皇帝还亲力亲为,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:
一是为天下臣民“御制”了一部标准的历史。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,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,皇帝指导大臣编成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一书,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历史。
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“华夷之辨”基础之上的“正统观”。按照传统的说法,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不论怎么解释,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“本末倒置”。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的,是确立新的“正统观”。乾隆从“天下一家”和“大一统”的角度重建“正统观”,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。乾隆从《春秋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:“夷狄而中华,则中华之;中华而夷狄,则夷狄之。此亦《春秋》之法,司马光、朱子所为亟亟也。”他强调“天下者,天下之天下,非一家之天下也”,谁建立了“大一统”的政权,谁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,谁就是自然的“正统”。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,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了“道统”的制高点,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。
二是根据时势需要,大幅修正一些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。
乾隆为人,极端自负。他一举一动,都想着要为后世万代树榜样。所以他一贯瞄准那些事关全局的最艰巨、最棘手的问题,不给后代子孙留麻烦。调整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就属此类。
众所周知,没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汉人帮助,满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雍正帝在《大义觉迷录》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“皆应天顺时,通达大义,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,... -->>
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,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,他可以放一条生路。而对“妄议国政”,事干政治者,他绝不放过,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。通过这些惨案,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,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,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。
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,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
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。自汉代以后,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,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,以“五斗米教”聚敛人心。方腊起义,借的是明教的招牌。元末彭莹玉起兵,以“白莲教”为旗帜。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。
自马案以后,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,都十分警惕。
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“妖书”一本,名叫《古圣遗书》,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,预测天下运数等,原是民间常见之物。乾隆得知后,神经紧张,小题大做,批示道:“甚可恶!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,当尽法穷究。”
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九月,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,被搜出身携一纸,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,一场大雨之后,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,也是预测未来吉凶,说将有刀兵临世。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:“此等荒诞不经之事,流播民间,惑人听闻,自当严切查拿,务得造作为首之人,重加惩治。”
这些案件,历来被归为“文字狱”档,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,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。
乾隆朝此类“文字狱”,大多是无中生有,小题大做,除了反映统治者的“杯弓蛇影”外,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,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,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。
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“邪书”,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,为地方差役查获。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,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《训书》一部,内容荒诞不经。河南巡抚将“经书”上呈御览。这些地方大吏的“阶级斗争”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,审查数遍,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“悖逆情事”。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,“经书”报送上来后,他细细阅读一遍,“敏锐”地发现了问题。他发现,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,把“胡”改成了“明”:逆书中有“平明不出周刘户,进在戊辰己巳年”之句。朕阅“平明”之“明”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,细查笔法,系“胡”字迁就改易而成,其为大逆显然。
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,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。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,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,原文确是“胡”字。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。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。严查之下,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。
原来,早在康熙初年,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。这个宗教的特点是“儒教专制化”。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“太阳神”,号“圣帝老爷”。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,口称“求圣帝老爷慈悲”,每日磕头三次,每年上供五次。它宣传,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、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。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“收元祖师”,是宇宙的最后主宰。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,所以教内强调分尊卑,明长幼,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,要求他们“非礼勿听,非礼勿视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,愚忠于教首。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,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,定期收取教徒费用,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。教主之下,设八个卦长,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,再下是真人、流水、点火、全仕、传仕、麦仕、秋仕等职。谁收的徒多、敛的钱多,封的教职就高,“管的人多,如同当官一样”,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。他们敛钱名目繁多,手段多样。收徒弟要敛钱,作会要敛钱,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,教主过生日还要敛钱。他们“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”,敛钱名目大同小异,如根基钱、扎根钱、跟账钱、种福钱、四季钱、香火钱、进身孝敬钱等等,不一而足。
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,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,教徒当成自己的“吃饭本儿”,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。经过刘佐臣、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,刘家通过传教已经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。
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,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,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,传承五代,几如一个王朝。教徒众多,组织严密,极为兴盛。“辗转煽惑”,已“蔓延数省”,“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”,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。教内组织盘根错节,已成不可解之势。他们在掌握巨大资源的基础上,产生野心,要“火焚幽燕”“平胡”也是自然的事。当然,还没有等他们真正有所动作,就被“英明”的皇帝通过“文字大网”网了出来。乾隆“如梳如篦”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。这件事更鼓励皇帝对这类“文字之狱”不能放过。
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,都有一些人,通过“装神弄鬼”的方式,来宣扬自己的神异,以获众人拥戴。他们或者说自己梦到了天神托言,或者说自己突然获得了异能。也有些教首,本身是癔症患者,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。
“农民属于低度文化、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。”(《晚清乡土意识》)他们的生活方向,主要靠习俗、直觉、群体无意识、群体情绪为主导,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。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,“刀枪不入”“撒豆成兵”,相信洋人“剜人眼睛做药”,相信“耳屎可以致人哑”,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。因此,他们很容易被那些“心怀不轨”的人所利用,充当炮灰,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力。
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,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,乾隆对那些“疯人造反案”,一律宁可信其真,不可信其疯。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,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,是不稳定因素,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。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,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:“此为疯人之言。然此等无知妄作,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,其平昔之不安分,作奸犯科,已可概知,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?”就是说,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,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。因此,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。
乾隆三十六年(1771年),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,“要天下官员扶持”,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,被官府查获。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,刘三元一向患疯病。经过反复研讯,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“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”,但“恭逢圣世,胆敢假借梦语,肆行狂吠,不法已极”,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。奉旨准行。
同年八月,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“我有天神扶助”“可为天下之主”等“逆词”而被盘获。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,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,不法已极,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,亲属缘坐。
以上诸案,经过审实,与宗教和起义无关,乾隆仍然不放过。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,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。对乾隆来说,这是一种低成本的、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,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,逃过法网。同时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制造恐怖,恫吓“愚民”,“务必重处,以儆其余”,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。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,在他的“政治大局”中是不值一钱的。
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,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,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。一味地迷信打压和控制的统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惩罚,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,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。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,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“失意文人”洪秀全,利用“上帝教”起事,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。
三消灭记忆
乾隆四十二年(1777年)年初,江西新昌县衙门口,一个目露凶光的中年人,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来告状。
告状人叫王泷南,是当地著名的“光棍”,平时横行乡里,恶名远扬。他所挟的书叫《字贯》,是乡间举人王锡侯新编的一本字典。他禀告县令说,这本书“狂妄悖逆”,十分反动,应该严厉法办。
县令和王泷南没少打交道,知道他和王锡侯是仇人,所以早已心存警惕。县令接过书,粗粗翻了一遍,皱着眉头问:“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罢了,有什么悖逆之处?”
王泷南跪行几步,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:“请看这几句。”
县令定睛一看,作者王锡侯在自序中写道,《康熙字典》的检索方式有问题:“《康熙字典》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,学者查此字遗彼字,每每苦于找遍全书,掩卷而仍茫然。”意思就是说,《康熙字典》排序,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,查起来很不方便。他的这部《字贯》,则解决了这个问题,把同义之字,贯穿一处,便于查找。
县令仍然大惑不解:“这有何悖逆?”
王泷南急急地说:“《康熙字典》乃是圣祖皇帝御制,王锡侯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,这不是大逆是什么?”
县令哑然失笑:“哦,原来如此!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?”
刚说完,县令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话不妥。他眼睛一转,脸色突然变得阴沉起来:“不过既然你这么说,如此文字大案,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。”
乾隆中期的官员们,对文字之案,一律宁左勿右。他们素知皇帝对文字问题看得极重,“宁可错杀一千,不可放过一个”。
江西巡抚海成是旗人,文化水平不高,但对“文字之案”向来十分积极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,皇帝在全国开始推行“查办禁书运动”,大多数省份表现不力,查出的禁书数量寥寥。江西却成绩突出,在海成的紧抓之下,两年间查出“不法”禁书八千余部,列全国之首。
虽然对文字习惯于鸡蛋里挑骨头,海成也觉得《字贯》算不上什么大案。王锡侯说的这句话,顶多算得上“狂妄”,怎么能称“悖逆”?不过事关文字,最为细小也要直接上达天听。他把案子的原委写成一道详细的汇报,说这句序言毕竟语气狂妄,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,以便审拟定罪,当否,请皇帝批示。
海成觉得自己够小心谨慎的了,他哪里能料到,这道奏折居然威胁到了他的性命。
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皇帝的书房。这两年皇帝流年不利。第二次金川战争进行多年,去年才勉强惨胜,大丢朝廷的面子。今年年初,皇太后去世,孝心极重的皇帝悲痛不已。特别是推进“禁书运动”两年多,各地督抚毫不用心,进展十分缓慢,令皇帝一筹莫展。心情不佳的皇帝拿起这本字典,读了读序文,感觉所谓“悖逆之处”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漫不经心地读到第十页,皇帝的身子突然坐直了,须眉皆立,满面涨红,提笔在海成的奏折上批道:“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,罪不容诛,应照大逆律问拟!”
究竟什么事,让皇帝如此动怒呢?原来在第十页上,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“避讳”,把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“玄烨”“胤禛”和“弘历”六个字写了出来,提醒读者,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,一定不能写全,或者少写一个笔画,或者改用其他字,否则便犯了“讳”。
这本是一片好心,心绪不佳的皇帝读起来却十分触目。在传统社会,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的。美国人可以直接叫他的父亲汤姆或者彼德,而在过去的中国,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,却是滔天之罪。皇帝因此跳起脚来大骂海成,说《字贯》的“大逆”开卷即见,海成竟然说“无悖逆之词”,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,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。皇帝传谕给海成,骂他“双眼无珠”,骂他“天良尽昧”,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,交刑部严审。就这样,王锡侯《字贯》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。
其实皇帝的反应实在是过度了。在传统社会犯“讳”其实是难免的事,因为林林总总的忌讳太多了。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是十分宽容的,雍正年间,许多人因为犯讳受罚,他大不以为然,刚即位就一再降旨声明:“避名之说,乃文字末节,朕向来不以为然。”因此,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陷害王锡侯,却没有想到做他犯“庙讳”“御讳”的文章,海成让“悖逆”“开卷即见”的《字贯》漏掉,也并不是他“双眼无珠”,而是因为这本来不是什么“问题”。
那么,皇帝这次为什么偏偏要自食其言,大动肝火,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?事情还要从乾隆三十九年禁书说起。
历经父祖两代奠定的良好基础,继以乾隆初年的励精图治,大清帝国跃上了盛世的顶峰。国势如烈火烹油,鲜花着锦,各项指标都远迈前古。
虽然治绩如此辉煌,乾隆并没有丝毫飘飘然。易经说“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”,又说“处泰虑否”。中国古老的辩证法早就提醒人们,凡事达到极盛的那一刻,往往就是转向衰败的开始。
因此,乾隆二十四年(1759年)之后,皇帝越来越多地提醒自己,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。越是顺利之时,越要振作精神,否则就会翻车。“保泰持盈”四个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文件当中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十二月,他在谕旨中对全国臣民说,当此全盛之日,自己“惟当益加兢兢业业,保泰持盈,用以上承灵休,以与我天下臣民共享太平之福”。(《清高宗实录》)平准不久,他写诗自励道:“日励自心强不息,敬天勤政又从头。”
皇帝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他没有改变自己勤政的习惯,反而更加兢兢业业,谨小慎微,奋发勤政。乾隆确实是雄心太炽,这个政治超人还有无穷的精力。他认为保持盛世难于创造盛世,只有用“争”的心态来“保”,才能真正“保”住胜果。因此,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,希望从头开始,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,为大清王朝消除一切隐患,为后世子孙提前解决一切难以解决的问题,以保证大清江山亿万斯年永不变色。
那么,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?
经过“夙夜倍切”,细心梳理,皇帝发现,那就剩思想文化领域了。经过康熙、雍正两代文字狱,清王朝思想专制已经大大加强。但是,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的反清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,“不法文字”私下也仍有大量存留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的彭家屏案反映出,民间社会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,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。秀才们视如奇宝,争相传抄,还在上面批批点点,大表赞同。这个案子说明,一些人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心中仍然执着于“华夷之辨”,不认同大清的统治。与此同时,几起零星的民间暴动,比如乾隆十七年(1752年)的马朝柱反清案,都打着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帜。这说明国家承平百年之后,汉人头脑中的“反清意识”仍然是社会动乱的最佳火种,是大清社会存在的最大隐患。
韩非子说得好,“太上禁其心,其次禁其言,其次禁其事”。统治者不仅需要有“硬实力”,还需要有“软实力”。列祖列宗成功地驯服了内地人民的身,却没能彻底地“驯心”。而只有达到“驯心”的统治深度,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。然而,“驯心”又是最难的,它需要的是慢工出细活。如今,所有其他迫切的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了,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,好整以暇,集中精神解决人们的思想意识问题。
因此,宣布国家进入“极盛”以后,皇帝提出了“大兴文治”的口号。皇帝说,圣明之治,“始之以武,终之以文”。
“文治”的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一套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的同时,皇帝还亲力亲为,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了如下几件大事:
一是为天下臣民“御制”了一部标准的历史。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武器。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一个民族的记忆,历来是最高明的统治技术之一。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,皇帝指导大臣编成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一书,系统讲述了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的历史。
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的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“华夷之辨”基础之上的“正统观”。按照传统的说法,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不论怎么解释,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“本末倒置”。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的,是确立新的“正统观”。乾隆从“天下一家”和“大一统”的角度重建“正统观”,重新论证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的合法性。乾隆从《春秋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:“夷狄而中华,则中华之;中华而夷狄,则夷狄之。此亦《春秋》之法,司马光、朱子所为亟亟也。”他强调“天下者,天下之天下,非一家之天下也”,谁建立了“大一统”的政权,谁的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的生活,谁就是自然的“正统”。通过这部书的广泛传播,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了“道统”的制高点,有效地宣传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。
二是根据时势需要,大幅修正一些当代历史人物的评价。
乾隆为人,极端自负。他一举一动,都想着要为后世万代树榜样。所以他一贯瞄准那些事关全局的最艰巨、最棘手的问题,不给后代子孙留麻烦。调整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就属此类。
众所周知,没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汉人帮助,满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雍正帝在《大义觉迷录》中称赞投顺清朝的明臣“皆应天顺时,通达大义,辅佐本朝成一统太平之业,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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